要用怎样的笔触来记录历史？一直是萦绕在众多历史学家脑海里的问题。著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王笛在历年来的写作中探索出一种方案——以人为中心，写出历史著作的文学性。
王笛的微观史研究与写作，在学界与读者中广受关注，他的《茶馆：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与复兴》《中国纪事：1912-1928》《袍哥》《历史的微声》等深受好评。
《茶馆》。 受访者 供图
近日，王笛做客广州“花城文学课”，以“在文学中寻找历史”为主题，与广大读者探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这场讲座吸引了大量的线上读者，记者了解到，观看直播的人次突破7.7万，可见王笛的受欢迎程度。
历史写作犹如拍电影
王笛说，在多年研究的过程中，他发现一个现象，许多历史学家在写作时，更多考虑研究的学理性与严谨性，读者能不能读进去、能不能感受到历史的魅力，不一定会放在优先考虑范畴。于是，历史著作中的文学性越来越少，这样的写作“无疑也会拉远历史著作与读者的距离”。在中国的史学传统中，司马迁的《史记》为什么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人们在读懂历史的风云际会之时，还能够感受到文学的魅力，这也是为什么《史记》的部分篇目在语文课本中，始终留有一席之地。
王笛。 受访者 供图
因此，王笛提倡，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文学写作则要有历史感。“历史研究者不能把自己的写作局限在象牙塔里，不能一直想着自己的作品的阅读对象只限同行。大多数读者并不研究历史，历史学家要写出他们读得懂的著作。”
他认为，要想写出普通读者读得懂的历史书，坚持“以人为中心”的史观非常关键。传统历史学家都在关注宏大的问题，比如说王朝更替、战争革命，或王侯将相、大政治家思想家等。在这些著作里，很难看到普通人的存在。然而，在许多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普通人常常“在场”，例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便写出了普通人的故事。“我不断强调，历史研究者要向文学家学习，让历史写作回归文学性，从个体的故事入手。即使后面有波澜壮阔的史诗，也要勾勒出具体的人的命运。”王笛说。
让王笛印象深刻的是，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时，翻阅了前后十数年的报纸，一直说“故事可以虚构，生活不能虚构。”这种对文学的热爱，让王笛深感触动，“历史学家也应该有情感、有立场、有现实的关怀，不能离社会太远。”
在呼吁历史写作要具备文学性之时，难免也会有一种担忧，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追寻历史真相，而文学更多是一种想象创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如何调和？
王笛告诉记者，历史研究者首先要明确，自己并不是历史唯一的书写者。甚至在很多时候，一些作家如果基于真实的时代背景来进行创作，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也是在书写历史。他举例说，沈从文所描摹的湘西生活，便生动勾勒了湘西农民的命运；李劼人则在《暴风雨前》《死水微澜》等作品中记录了自己对晚清成都政治、社会、文化等变化的细致观察。“研究成都茶馆的时候，我发现在历史资料里，关于大众文化、普通人的记录极其有限，而李劼人通过文学的形式留下了当时的记录，为我们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很有用的借鉴。所以我在写《茶馆》的时候，便引用了不少他小说里的内容。”
《死水微澜》。 受访者 供图
“历史写作还犹如拍电影。”王笛表示，为了让电影好看，一定要用上各种拍摄手法，例如远景、中景以及特写。在过去，历史写作沉醉于宏大叙事，这就是远景。如果要写广州历史，历史学家往往先从飞机上俯瞰这座城市，能够窥见全貌，再把镜头拉近，望见马路、街区、社区，进而看清街头上、咖啡馆里的人。
文学作品也能成为历史资料
王笛坦言，他的几部历史著作就像是写小说，需要注重氛围的烘托、场景的描写、人物的塑造以及多条叙事线索。毕竟，历史学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写历史著作，需要大量的描述，一个人的出场是怎样的，他穿着什么衣服，诸多细节都需要历史研究者注意，只有塑造好人物，历史才能写得生动活泼，有血有肉。”
当谈论历史写作要有文学性的同时，其真实性也被反复提及。所谓真实性，就是历史上是否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事实是，每天发生的事情多如牛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能够通过文字、图像、视频记载下来的，不足百分之一。许多过去了的事情，就永远地过去了。
《袍哥》。 受访者 供图
“这不足百分之一的记录，会成为日后的历史研究资料。”王笛坦言，通过这样的资料来建构已过去的历史，要实现百分百真实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寻找真实的历史，素来是历史学家的主观意志，即使历史学家怀揣着不带任何偏见、不歪曲历史的愿望，他所写的历史，仍然是他脑海中的历史。
当一位历史学家需要依靠极为有限的资料，将一个历史事件完整地叙述出来时，往往会遇见很多的空白，他只能用自己的理解，来填补这些空白。“历史资料在很多时候都是一团乱麻，历史学家需要做的，就是通过重新组合，把这团乱麻理清楚，把历史事件说清楚。”
王笛在考察茶馆的途中。 受访者 供图
王笛以《史记》为例，司马迁记载了过去三千年的历史。那时书籍很少，许多文字都刻在竹简上，这也意味着他所依据的资料十分有限。史学界经常将司马迁与希腊的希罗多德这两位伟大历史学家进行比较，不少历史学家都认为，希罗多德笔下的历史更为可信，因为写希腊波斯战争史时，他正好生活在战争发生的那个时代。“尽管如此，文学作品也能成为一种历史资料。在这个时候，历史与文学就很难截然分开了。历史作品是一种文学作品，而文学也反映了历史。换言之，历史的写作仍然具备一定程度的真实性。”王笛说。
近年来，个人家族史的写作热度不断攀升。王笛认为，这种“抢救”历史资料的方式十分必要，人们很多时候认为家族的经历较为平淡，没有记录的必要，实则存在着误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觉得值得记录，一定要赶快，很多东西是不等人的。如果不记录，那这些事情就会被彻底遗忘，而一旦记录下来，它们就是今后研究时很可能用上的重要资料。即使自己不写，也可以提供资料给其他人写。”
记者了解到，王笛教授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赴美师从罗威廉教授，研究中国近代民众生活与城市公共空间，近期在澳门大学荣休，随后将回归四川大学，继续从事他的历史研究。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图片：受访者提供，部分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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